天创网芦苇见证的巨变，何建明用《浦东新史》讲透这片土地的魔力

　　当浦东的芦苇荡在时代浪潮里抽出现代化的新芽，当一位作家用八年光阴续写一片土地，文字便成了丈量历史的标尺。

　　作家何建明所著的《浦东新史》，承续《浦东史诗》的笔力，是对浦东开发的又一次深情回望，更是对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文学注解。

　　在与何建明的对话中可得知，所谓“新史”，并不是简单的时光记录，而是告诉后来者，这片土地如何从泥泞里生出力量，如何在挑战中开出新局。

梦与根的交织

　　上观新闻：您的《浦东史诗》和《浦东新史》两部作品，像两把钥匙，解锁了浦东发展的壮阔画卷。很多读者好奇，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结，能让您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书写它？

　　何建明：上海对我来说，是刻在基因里的牵绊。这种牵绊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从祖辈的故事里一点点渗透到骨血中的。我的曾祖父是清末时期从苏州来到上海的，当时的上海还没开埠，黄浦江面上全是摇摇晃晃的木船，码头边全是等活儿的苦力。曾祖父力气大得惊人，据说他一个人能扛800斤货物，就靠在码头上扛木头、运石料谋生。后来他和几个同乡一起搞起了“贩树”的生意——那时候造船需要大量木料，他们就从苏州运树到上海，便成了十六铺码头和浦东“和记码头”的常客，久而久之便将浦东视为半个家。

　　然而，由于一位苏格兰商人所建造的一家火轮船厂开始在浦东出现，浦江两岸的诸多本土木船厂纷纷倒闭，我曾祖父也就回了老家。这段家族史，我从小听到大，总觉得浦东的土地下埋着我们何家的根。我在苏州长大，但后来几乎每年都会跟着父母到上海来。第一次来上海时我才五岁，在第一百货商场里转得晕头转向，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觉得这城市像个万花筒，神奇得让人着迷。

　　真正让我对浦东产生“宿命感”的，是一次意外。大概十岁那年，我跟着父亲坐小船从苏州河到黄浦江，想看看爷爷说的“老码头”。那天江面上船特别多，我们的小船靠父亲他们摇橹前行，在宽阔的江面上漂荡，有些无法控制，随后被一艘大船撞翻了，我抱着一块木板漂了好久，最后在靠近外滩的地方被人救起。趴在岸边吐水时，我抬头望见对岸的浦东，全是芦苇荡和低矮的农舍，跟外滩的繁华完全是两个世界。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几十年后，我会用笔墨把这片土地的变迁写进书里。

　　2018年我开始写《浦东史诗》时，特意回了趟当年被救的地方。外滩的万国建筑还在，对岸的浦东已经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，上海中心大厦像根银针插入云端。站在江边，我突然觉得，曾祖父扛过的木头、父亲划过的船、我漂过的水，其实都在一条时间线上——浦东的开发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是无数普通人的汗水和梦想堆起来的。这种感觉，让我写每一个字时都觉得沉甸甸的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家族记忆与个人经历，对您书写浦东有什么特殊意义？

　　何建明：太重要了。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经历和家族故事，我写的可能只是一本“浦东建设说明书”，而不是有温度的历史。写《浦东史诗》时，我去采访陆家嘴的老居民，听他们说“以前这里是烂泥渡路，下雨天能陷到膝盖”，我立刻就想起爷爷说的“曾祖父在泥里扛木头”的场景。这种跨越百年的呼应，让我明白“发展”从来不是抽象的词，是一辈辈人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的过程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去探访“和记码头”旧址，现在那里是陆家嘴滨江公园的一部分。一位在公园扫地的阿姨告诉我，她爷爷以前就在这码头上扛活，“那时候扛一袋米能换两个烧饼，现在我扫公园，一天能挣两百块”。这种个体命运的变化，比任何GDP数据都更能说明浦东的进步。所以我总说，我的笔不仅要写“大事”，更要写“小事”——因为大事都是由小事堆起来的，就像浦东的摩天大楼，地基是无数普通人的脚印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您既在浦东有长期生活的沉淀，又能以相对抽离的视角审视它的发展，这两种身份带来的不同观察维度，是如何在您的书写中相互交织、互为补充，让浦东的形象更立体的？

　　何建明：我觉得我来到这里，也是看到我的前辈还没有完成的任务。浦东的建设，我用文字参与其中。这种参与让我摸到了浦东的发展脉搏，也像是踏着前辈的足迹，看到这片土地从曾经的小渔村，变成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，而且按照中国的发展势头，它可能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舞台中心。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故乡去书写、去抒发情感吗？这就是我的情怀。

浦东开发开放大景航拍，浦东陆家嘴航拍。

　　我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故事融入书写，能更真切地捕捉到浦东的精神——那种从历史深处延续下来的闯劲、包容和不断向前的动力。而作为观察者，我又能跳出个人情感，系统地梳理浦东从初级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的历程，看清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。这两种视角结合，让我既能钻进浦东的肌理，感受它的温度，又能站在高处，看清它的方向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更真实、更有力量。

从史诗到新史

　　上观新闻：《浦东史诗》已经全景展现了浦东开发的起点与激情，《浦东新史》作为续篇，在内容上有哪些突破性的拓展？

　　何建明：如果说《浦东史诗》是“打地基”，写的是浦东从一片农田到现代城区的“破局”，那么《浦东新史》就是“盖高楼”，聚焦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如何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质变。这八年里，我几乎把浦东当成了“第二故乡”，光是采访笔记就记了三十多本。

　　如果说拓展，我觉得是“维度的延伸”。《浦东史诗》里，我更多写的是基础设施建设、金融贸易如何“从零起步”——比如陆家嘴第一根桩基怎么打、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外资企业怎么来的。但《浦东新史》里，我更关注“软实力”的成长。比如张江科学城，我不仅写了芯片研发的技术突破，还跟踪了一群“张江男”的生活：他们在实验室睡折叠床，却会记得给保安师傅带热包子；有个博士为了攻克基因测序技术，三年没回老家，他母亲来上海看他，在实验室外站了两个小时，最后只远远看了一眼他忙碌的背影。这些细节，让“科技创新”不再是冷冰冰的术语，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。

　　前滩的变迁特别能体现这种“质变”。很多人知道前滩被称为“第二个陆家嘴”，但我更想写的是它如何平衡“繁华”与“生活”。在那里的滨江公园，老人在栈道上打太极，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方案，还有妈妈推着婴儿车看江景——这种“闹中取静”的状态，是浦东发展到新阶段的写照：不再只追求“速度”，而是思考“如何让城市更像家”。

市民在前滩滨江踏青露营，感受惬意自由的慢生活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与传统的上海地方史相比，您的书写还有哪些独特视角？

　　何建明：传统的地方史大多是“事件脉络+数据”，这当然重要，但少了点“人气”。我想做的，是给历史“注入体温”——让读者能从字里行间闻到汗水的味道、听到机器的轰鸣、感受到人的喜怒哀乐。

　　比如写外高桥保税区，我不仅记录了七次“封关”的政策突破，还跟踪了一家日本物流公司的中国区总裁。他1992年带着3个员工来上海，在仓库里吃了半年泡面，最大的愿望是“能在办公室里装个空调”；到2023年，他看着女儿在浦东的国际学校毕业，用流利的上海话说“这里比东京更像故乡”。

　　我还特别关注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《浦东史诗》出版后，有位老工程师找到我，说当年建设南浦大桥时，工人们发明了“沉井施工法”，但没人记录。他从床底下翻出一本泛黄的日记，里面记着“1991年7月15日，江面温度42摄氏度，泡了3小时，算出了钢筋的受力数据”。在《浦东新史》里，我专门补写了这段：一群农民工出身的技术员，用算盘计算力学数据，在江上泡了三个月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。这些“无名者的史诗”，才是浦东真正的底气。

上海的灵魂与风骨

　　上观新闻：在您笔下，上海的城市精神始终是暗线。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？它如何塑造了浦东？

　　何建明：上海精神的核心，我觉得是“海纳百川的包容”与“精打细算的务实”的共生，再加上一股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闯劲。早年间，我的曾祖父能在码头立足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——既敢接纳外来的新技术、新规矩，又能把每一分力气都用在实处。

　　我在《浦东新史》里写到一个细节：外高桥保税区第一次“封关”时，铁丝网围栏比海关要求低了30厘米。就这30厘米，开发区的人连夜返工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硬是把3.35公里的围栏全部加高达标。他们说“这不是差几厘米的事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脸面”。对“标准”的较真，对“规矩”的敬畏，就是上海精神里“靠谱”的底色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您在书中多次提到“爱城市才能发现美”，这种因爱而生的感知，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？

　　何建明：上海人对城市的爱，不是空洞的口号，是藏在细节里的。我认识一位老市政工人，退休后每天骑着自行车巡查滨江大道，看到地砖松动就记下来报给物业，看到垃圾就弯腰捡起。他说：“这地方建得这么好，弄脏了心疼。”这其实是上海精神里的“共建共享”。

　　反观有些作家，总盯着城市的阴暗角落，觉得“写龌龊才深刻”。但上海人不这样，他们相信“爱才是改变的动力”，对城市的共情力比任何批判都更有建设性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也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浦东应对各种挑战吧。

　　何建明：支撑浦东应对各种挑战的精神，核心在于不断向前的“动词精神”——上海是个动词，浦东更是如此。我们出门叫“上街”，做饭叫“上灶”，“上”是一个动作，这体现了上海最早的文化特质。

　　同时，浦东的发展承载着“从芦苇荡到现代化大都市”的历史使命感，面对改革中的迷茫、外部的挑战，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进行自我挑战、与外界碰撞，凭借“无中生有”的魄力和对“东方世界舞台中心”的定位，在坚守中国智慧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持续前行，相信“每一天都是新的”，在磨难中走向成熟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“从芦苇荡到现代化大都市”，这一跨越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意？

　　何建明：芦苇是浦东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意象。当年英国人来到浦东时，这里还是一片芦苇荡，象征着殖民时期中国的落后与荒芜；而今天，浦东在这片土地上“种植新的芦苇”，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与新世界建设。我采访前滩的规划师，他办公室里摆着个玻璃罐，装着工地的第一捧土，土上插着三根芦苇。他说，前滩可以盖100栋高楼，但不能少了这丛芦苇——它提醒我们，城市是从滩涂里长出来的。

　　这种对照既是历史的呼应——从殖民时代的被动到当代的主动，更是文学与哲学的对话：同样的土地，因发展道路的不同，生长出了完全不同的“芦苇”。

文学如何为城市立传

　　上观新闻：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，您一直强调报告文学对城市书写的价值。在您看来，这种体裁为何适合记录浦东这样的地方？

　　何建明：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“真实”与“深度”的平衡。它不像新闻报道只停留在事件表面，也不像小说可以虚构，而是要“贴着地面飞行”——既要有扎实的史料支撑，又要有文学的感染力。浦东的故事太特殊了，它不是缓慢生长的自然演进，而是一场“压缩式”的革命，三四十年走完了别人百年的路。这种剧烈的变迁里，藏着太多需要被“打捞”的细节。

　　我的写作都要力求和情感的联结，不管我写什么地方，我都要想和我的共鸣在哪里？让我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？城市是有灵魂的，报告文学能做的，就是用具体的人、具体的故事，让这个灵魂显形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“文学要为城市存档”，这种“存档”与地方志、纪录片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何建明：地方志是“骨架”，纪录片是“影像”，而报告文学是“带体温的档案”。它不仅记录“发生了什么”，更要追问“为什么发生”“人在其中经历了什么”。写世博园建设时，我找到一位拆房工人，他手里有本“砖日记”，每块砖上都标着原主人的姓氏：“张家的砖，李家的瓦，拼起来才是浦东的家。”这种对“根”的敬畏，是冰冷的档案不会记载的。

　　我写浦东，就是想让后人知道：这座城的光荣里有无数普通人的汗水，它的未来也等着无数普通人去创造。当读者觉得“这也是我的故事”，城市的精神才算真正传下去了，这比任何纪念碑都结实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上海的海派文化里有“兼容并蓄”的特质，这与报告文学“既要真实又要生动”的要求，有没有内在的呼应？

　　上观新闻：海派文化就是“不挑食材，能做出好菜”，苏州人的精细、宁波人的敢闯、洋人的技术，都能在这儿融成新东西。报告文学也是这样，它既要像新闻一样“真”，又要像小说一样“活”，既要学国外纪实文学的笔法，又要扎中国的土——这种“兼容”的本事，跟上海骨子里的“海纳百川”是一路的。报告文学能从“特写”变成“立传大器”，靠的都是这种“不设限、敢融合”的劲儿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在AI写作兴起的今天，您认为文学创作，尤其是报告文学，该如何自处？

　　何建明：AI能处理数据、模仿结构，但它永远学不会“共情”。我曾让AI写一段“浦东开发的艰辛”，它罗列了工期、数字，却写不出一位工程师在大桥合龙时，摸着钢筋说“这上面有我儿子的胎毛”——这种私人化的情感，是文学的不可替代性。

　　但我们也不能排斥技术。我用大数据分析了浦东三十年的政策关键词，发现“改革开放”的出现频率与GDP增长曲线高度吻合，这为我的叙事提供了新视角。数字化工具可以做“减法”，帮我们筛选信息；但“加法”必须靠人——把冰冷的数据转化为滚烫的故事。

　　上观新闻：您觉得未来的城市书写，应该有哪些新的探索？

　　何建明：要“接地气”，也要“有锐度”。现在的城市发展太快，作家不能只做“记录者”，更要做“瞭望者”、做“数字时代的田野调查者”。我写浦东的数字贸易时，不仅看了海关的电子通关数据，还跟着一位跨境电商主播跑了三天：看她凌晨五点选品，对着镜头用三种语言介绍国产家电，深夜打包时在包裹里塞手写的感谢卡。她说：“屏幕那头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数据流。”这句话点醒了我：数字化再快，终究是为人服务的，文学要做的，就是在代码与算法中，找到那些“人的痕迹”。